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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讀書周報:宋慶齡晚年的五筆錢
發布時間:2009-12-18 10:05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長久以來,國家領導人的收入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國家名譽主席的宋慶齡自然也不例外。曾負責宋慶齡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的李家熾,回憶了宋慶齡晚年的一些經濟狀況。本文選自《縱橫》2009年第12期,李家熾口述,黃玉抒整理。

  在宋慶齡生命最后的幾年里,我作為宋慶齡身邊的管理工作人員,有機會經手了宋慶齡的五筆錢。

  第一筆:組織上給宋慶齡1萬元生活補助費

  1978年12月30日,宋慶齡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因經濟拮據,宋慶齡在上海家中整理物品的時候,委托我幫助出賣了家中的一些物品。由于宋慶齡一直以為她所要賣的東西都是好的,都是真品,價值昂貴。結果,當我找來舊貨商店的人來對所賣的物品進行估價的時候,結果才值2000多元。當我把情況向宋慶齡匯報的時候,她頗為失望。杜述周(時任宋慶齡的警衛秘書)在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向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反映了宋慶齡經濟拮據的情況,組織上決定給宋慶齡生活補助費1萬元。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由京赴滬,組織上讓他順便給宋慶齡帶去那1萬元現金的生活補助費。杜述周到上海后,通過李燕娥(因宋慶齡在寓所早有規定:除了保姆以外,任何人不得進她的房間)把錢送給宋慶齡,并給宋慶齡附上了便條:“首長:我給您帶來現金1萬元,請您收用,以作每月開支不足的困難補貼。請千萬收下,這次不能再退還了?!?/P>

  宋慶齡回函給杜述周說:“一萬元我收了,因我的確需用錢。賣掉的機器皮貨等,不過收到我所希望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P>

  宋慶齡逝世后,我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時候,看到了這筆尚未動用過的1萬元現金。后來,按照執行宋慶齡遺囑“八人小組”的會議精神,北京方面的錢歸北京管理,上海方面的錢歸上海管理的原則,這一萬元錢就留存在北京宋慶齡故居。

  第二筆:國家財政補貼給宋慶齡5萬元

  與此同時,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慶齡經濟拮據的情況后,及時向中共中央進行了反映。1979年2月,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給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彭沖來信,決定從國家財政中撥款5萬元人民幣給宋慶齡。當時,彭沖叫我去他的辦公室,當面交代我說,這5萬元錢交給你去辦理具體的手續。在上海市財政局辦好手續后,我立即向宋慶齡進行了匯報。宋慶齡說“謝謝”,并表示她自己不管這筆錢,交由我來管理。她還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錢,我會寫信給你,你憑信將錢交給來人就行了?!?/P>

  為了方便這筆錢的使用,宋慶齡還讓我去刻一枚名為“林泰”(宋慶齡經常使用的一個別名)的印章。遵照宋慶齡的指示,這枚印章也由我保管著。

  隨后,我把這筆5萬元的撥款單交代上海市委辦公廳行政處財務科以“林泰”的名義存進市委機關附近的銀行。每次宋慶齡要用錢,總是派人帶著她的親筆信到上海來,由于平時我的工作比較忙,來人一般都是先找到沈粹縝(鄒韜奮夫人,時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由沈粹縝打電話告訴我,我將錢準備好,約好時間,我送到沈粹縝家里再給來人。

  一直到宋慶齡去世,這筆錢也沒有用完,大約總共才花了1萬多元。宋慶齡逝世后,這筆余下的錢也是按照執行宋慶齡遺囑“八人小組”的會議精神,轉由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保管,并且再也沒有動用過。

  第三筆:中央決定給宋慶齡5萬元慰問金

  1981年5月宋慶齡病重。5月8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袁敬修打電話給杜述周,告訴他:中央決定給宋慶齡5萬元補助費,由吳慶彤(原為周總理值班室主任,周總理逝世后。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專門處理臨時突發事件)代表中央交給沈粹縝,再由沈粹縝轉交給宋慶齡。但是,宋慶齡在得知這一事情后,表示不接受中央給的5萬元補助金。當時,就只好將這筆錢暫存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務科。

  5月14日晚,宋慶齡病危,情況危急。根據組織上的安排,在接到杜述周打給我的電話以后,當晚深夜12點多鐘,我就到宋慶齡家里去了。15日上午我在宋慶齡家里樓下小客廳休息,這時,中央派來的吳慶彤進來,他走到我身邊,交給我一張5萬元的支票,說:“這是中央給宋慶齡的慰問金?!蔽抑?,按照宋慶齡的一貫做法,只有經過她的同意才能收下。但是,這時宋慶齡已經病危了,我就只好先代為收下這筆中央給宋慶齡的慰問金。

  18日上午,根據安排,我上樓去看望宋慶齡。當時鐘興寶(宋慶齡的貼身保姆)用嘴貼在宋慶齡的耳邊輕聲說道:“首長,上海李局長專門來看望你了?!幣丫∥6噯盞乃吻熗湔饈本谷徽隹慫?,鐘興寶說:“首長一個禮拜都沒有睜開眼睛了,今天聽到你來了,突然睜開眼睛了?!鼻≡詿聳?,周幼馬(馬海德之子,時任宋慶齡的攝影師)按下了快門,留下一張彌足珍貴的照片。我向宋慶齡輕聲地問候,并向她匯報:“中央派吳慶彤同志來看望你,并帶來了5萬元人民幣慰問金?!彼嶸擔骸靶恍??!幣裁揮性偎燈淥幕?。這筆錢就一直由我保管著,我也不能給別人。其間,因為工作需要,我曾往來于北京和上海兩次,都一直將這筆錢帶在身上,我也無法交給別人。

  5月20日上午,沈粹縝大姐和我又一次上樓看望宋慶齡,此時的宋慶齡已經處在昏迷狀態。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宋慶齡。

  28日上午,我接到上海市委通知緊急返回上海,對宋慶齡后事的準備工作進行最后的檢查。29日晚20點18分,宋慶齡逝世,當時我正在上海市委辦公樓上,20點45分,總機急切地找我接北京來電,杜述周在電話里對我說:“首長已經過世?!?/P>

  經中央安排,上海市的胡立教(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趙祖康(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沈粹縝、朱可常(時任中國福利會黨組書記、副秘書長)、陳維博(時任中國福利會副秘書長)和我一起于30日上午赴京,參加宋慶齡的治喪活動。當日上午我在中辦招待所再次見到吳慶彤同志,因為宋慶齡已經逝世,我想,這筆中央給宋慶齡的5萬元慰問金已經沒有放在我身上的必要了,就把這筆5萬元錢的支票交還給他,并代表宋慶齡感謝組織上的關心。

  第四筆:巴金捐款5萬元給宋慶齡基金會

  宋慶齡逝世以后,為了紀念和緬懷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繼承和發揚宋慶齡的未竟事業,在鄧小平的倡導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宋慶齡基金會。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大會堂宴請應邀前來參加宋慶齡逝世一周年紀念活動的宋慶齡在海外的親屬和朋友時,宣布了這一決定。宋慶齡基金會以“和平、統一、未來”為宗旨,由鄧小平擔任宋慶齡基金會名譽主席。

  宋慶齡基金會在北京成立的時候,沈粹縝是宋慶齡基金會的理事成員,她在北京參加完宋慶齡基金會成立儀式,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望了巴金(原名李堯棠),沈粹縝向巴金詳細介紹了宋慶齡基金會成立的情況,巴金立即表示要捐款,他讓女兒李小林開了一張5萬元的支票。沈粹縝回到家后打電話給我,把巴金捐款一事告訴了我,并想請我代收此款轉交給北京。正好過幾天我要到北京出差,便答應下來。當我從沈粹縝家里拿到這張5萬元支票的時候,看到支票上面的印章是李堯棠。

  我到北京以后,住在北京飯店。我打電話給汪志敏(時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宋慶齡基金會秘書長),告訴他巴金要捐款給宋慶齡基金會的事情。汪志敏立刻到北京飯店我的住處看我,我又再次向他介紹了巴金捐款一事,并當面把5萬元支票交給了他。汪志敏表示感謝巴金對宋慶齡基金會工作的支持,會正式出具收據寄給巴金。

  第五筆:沈粹縝捐款5000元給上海宋慶齡基金會

  沈粹縝是我國著名的民主人士、卓越的政論家、出版家、抗戰時期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的夫人,是宋慶齡生前的摯友。她與宋慶齡之間有著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尤其是在宋慶齡晚年的時候,沈粹縝與宋慶齡來往頻繁,親如姐妹。宋慶齡一直稱呼沈粹縝為“沈大姐”,實際上沈粹縝比宋慶齡的年齡要小。

  1980年5月17日,宋慶齡致信沈粹縝,信中說道:“我要交給您5000元留給你的錢,不要客氣,當我是自己人……”當時沈粹縝回信給宋慶齡說,過去在解放前深得宋慶齡的照顧,解放以后自己有了工作,也有了收入,就不能接受宋慶齡的這5000元錢了,如有需要的話,她也絕不見外(宋慶齡與沈粹縝關于此事的來往信件我都保存有復印件)。如前文中所述,因為宋慶齡的5萬元錢在我這里保管,沈粹縝便把宋慶齡的這封信交給我看,我也知曉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1981年6月,在執行宋慶齡遺囑“八人小組”的第一次會議上,沈粹縝提起了宋慶齡曾經要給她5000元錢的事情。由于“八人小組”的其他人不了解這個情況,所以在會議結束后,我向高登榜(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書面寫明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后來鄧穎超指示,由高登榜寫信給我,說明是鄧大姐交代;由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管理處從處理宋慶齡后事的錢中支付5000元錢給沈粹縝,并要我送給她。

  9月29日,我和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管理處處長孫志遠一起到沈粹縝家。我們倆到她家后,我向沈粹縝說明了這5000元錢的情況。沈粹縝表示:“由李家熾同志到我家交給我5000元錢,我愧對慶齡同志的信任,不能接受這筆錢,我決定將這筆錢捐贈給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管理處?!彼淙晃以偃硎疽獗是糲?,由她自己安排,但是沈粹縝還是決定將這筆錢捐給宋慶齡故居紀念館管理處,孫志遠當時開了臨時收據給沈粹縝,以后又送了正式收據給她。

  1986年5月,上海也成立了宋慶齡基金會,沈粹縝又把這5000元錢改捐給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當時,我也應邀出席了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的成立儀式。